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1

[摘　要]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金融风险、非公平待遇、收益低、承受的受损多等影响。为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庄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体化。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剧，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各国经济的依存变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剖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t.莱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了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

理解经济全球化应该弄清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则不同，主体由国家变成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谈判机制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谈判只是为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个人和企业竞争力量的不均衡，国家和国家之间必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虽然分配不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再次，一个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最后，不论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有机会获得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需要的消费。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就经济全球化本质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映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

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引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渐上升，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经济最大化为目标；而各国的经济努力，包括对全球化目标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当今世界贫富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则显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包括58%的能源总量、84%的纸张、45%的肉类和水产品，他们拥有74%的全球电话、87%的汽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肉类和水产品的5%。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部分地区消费有显著增加，非洲的消费却减少了20%。

综合起来，是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响，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在金融领域实行开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业最难管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易受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机；第三，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金融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首先，金融业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贸易、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创新快。当前世界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天1．5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品种已达上百个。人们大多对其质、功能认识模糊。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规则来规划和管理金融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中国家必将面临金融风险的扩大。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当今的全球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可交易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一有任何细微变动，这些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支付困难，从而出现金融危机。目前世界上存在高达1．5万亿短期资本。它们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到处投机造市：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守它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的确不公平。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强制力，更有主导权。马丁·舒曼在其<全球化陷阱)一书中写道：“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订规则。““西方经济强国的德国尚有这种无奈，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了。

(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为0．6％；到1995年再下降为0．4％。全球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地区。对于经济极度落后的非洲来说，资本净流入额几乎是零。

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却扩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联合国还公布报告指出：消费基本上是有钱人的特权。有10多亿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适当的住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四)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看，发展中国家承受得更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对其民族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竞争力不够引起的损失。经济全球化把竞争的舞台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的晶牌和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民族品牌面临贸易条件大大恶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及更大的汇率风险，还债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隐蔽的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发育不全，政治决策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可能造成现象。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别是熟练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跨国公司利用高薪优势，雇佣东道国的现成人才而不注意在当地实施培训计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双重损失：既损失大批教育费用又不能使用经历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这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看它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推进制度改革时，必须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龃联系内外市场、内外经济的职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经济，引入外资要适当，汇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线，这些防线应该包括：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引进的国际资金中的贷款资金与股本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贷款资金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适度比例防线，股本资金中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适度比例防线。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整体结构的质、进程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i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正在被推入一个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国际竞争方式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对手分别在对方国土上投资设厂，一国国内的自然禀赋资源成为本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竞争要素。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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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2

关键词：商业企业 全球化 对策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贸易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跨国公司的国际渗透，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和80年代以来的全球自由化浪潮等因素的协力作用，最终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格局。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和各种生产要素因市场机制的推动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各国市场需求出现国际化、多样化的趋势，各国消费者对异国商业服务产生了广泛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大中商业企业发展要求冲破本国市场局限而向国外拓展。

随着我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内市场逐步成为国际市场。我国商业企业面临着国外商业的竞争压力和走出国门、开展跨国经营的双重任务。对我国企业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是现实的。

在外国商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下，我国的商业企业也要在巩固加强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到国外去参与国际竞争，实施跨国经营。由于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开放的时间不太长，程度不太高，使我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有体制问题，也存在经营方式问题。当然，机遇也是存在的，表现为：我国商业在价格、品种、质量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我国商业企业已具有一定的跨国经营的实力和经验，其方式可以通过合资、合作、控股参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带动商品和劳务的出口。

商业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对策

树立全球经营和竞争的理念。全球经营和竞争理念是指建立在开放基础上的一种放眼全球的商业发展态度。商业企业经营活动中，必须考虑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从全球的角度考虑进货渠道和销售市场，内贸与外贸相结合。在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无论是外国企业的进入，还是我国商业的“走出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合作问题，商业企业要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在占领国内市场的同时，在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营销网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商品、信息、人才的布局和运作。实施国内外同一品牌的一体化战略，与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投资策略、经营目标和运行机制的本土化战略相结合。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为了增强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必须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着力在企业内部形成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具体来说：国有商业企业要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所有商业企业都应实行公司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民营经济的“家族式”经营管理问题。建立完善内部激励和责任机制。对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要进行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以资本为纽带，重点发展商业集团或连锁经营，壮大国有商业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流通企业，打造“商业航母”。商业企业规模大，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提高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从目前我国商业企业的情况看，规模过小，远不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通过兼并重组，走联合经营、连锁经营的道路，发挥群体优势是实现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的一条捷径。

连锁经营使零售企业由原来分散的、单体的、区域的经营朝着集中的、集团的、跨区域的、跨国的规模经营转变，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无论是百货商店、超级市场，还是仓储式市场，都可以与连锁相挂钩，连锁经营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创新零售业态，加快实现从单一业态向多业态发展。要不断探索和建立商业零售新兴业态，在业态结构调整中使新兴业态成为新的增长点。从发达国家零售业态发展的经验、趋势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零售业态结构调整的措施应为：稳定发展大型百货商店，并对其进行改造，增加服务功能，从而将目标顾客定在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积极发展既能满足各种需求又能发挥商业经营特色的专业店和专卖店；努力发展连锁超市和超级购物中心，使其成为消费者购物、娱乐一体化的场所，提供全面服务；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发展仓储式商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网上销售等高科技质的零售方式，从而跟上时展步伐，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满足消费者对零售业发展的需求。

调整零售业态结构，探索零售新兴业态。调整零售业态结构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市场竞争，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逐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市场结构；二是靠国家的宏观政策调节解决，即在某些领域设立必要的进入壁垒，促进企业集中，阻止过度的分散竞争。对于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我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自发推进有效竞争的形成将是缓慢和低效率的。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综合并用的措施，由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加以推进和引导。在业态的调整过程中，要认真研究零售业态发展变化的规律，既要在区域上进行合理布局和总量控制，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发展带来的同业态模式的恶竞争，又要用业态的多样化满足消费需求的多层次和差异化。零售业的发展是以必要的经济水平为基础的，零售商应结合自身实力，以效益为中心，务实经营，发展适当的组织形式。

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随着经营的全球化和商品日趋同质化，商品本身让渡价值的空间是有限的，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某种消费意愿的满足。沃尔玛公司的经营宗旨是“顾客永远是对的”，吸引顾客的秘诀为“超越顾客期望”，在经营上实行“一站式”服务。商业企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以顾客满意为核心，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只有赢得顾客，才能赢得市场。

创建企业品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它是由价格、服务、规模、广告、商品品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外成功的商业企业都是把整个商店变为顾客心目中的品牌，让顾客买整个“商店”，而不是商店里的名牌商品。当一家商业企业变为名牌之后，就会成为顾客心目中惟一物有所值的东西。我国的商业企业，尤其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在企业内部管理、商品结构、服务等方面得到了社会普遍的认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大型商业企业无论是抵御国外企业的竞争压力，还是开拓国际市场，都必须创建自己的企业品牌。

加强信息化管理。有效收集、加工、利用、控制信息资源是零售企业制胜的基础。商业企业应随时注意提高自己在信息、通讯、情报处理方面的技术，构筑科技商业企业。我国商业企业资金年平均周转速度为2.34次，而日本商业企业年平均周转速度为15－18次，沃尔玛、家乐福等商业巨头的年平均周转速度为20－30次。

我国商业企业要实现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建立自己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实现经营的网络化。主要有：管理信息系统（MIS）。包括：POS（销售时点系统，保持对商品实时购、销、存状态的记录，及时、正确监控业务并做出最佳采购和库存决策）；EDI（电子数据交易供方管理库存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递商务信息，加快信息传递，减少交易成本）；EOS（电子订货系统，对分店从总部进货、分店盘点、总部从供应商进货实施高效管理）。物流系统机电一体化技术。配送中心要有现代化的分检技术、传输技术、堆码技术，形成高效率的现代化配送技术组合。商业智能分析系统（BI）。BI是一种运用了数据仓库、在线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来处理和分析数据的崭新技术。

参考资料：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3

4月19日，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的新认识，以及贸易、增长和就业”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G20）首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召开，而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仍然阻碍着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过去一百年间，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但这些危机都发生在全球经济核心的周边：如东亚、俄罗斯、土耳其和拉丁美洲等，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却发生在西方核心经济体――美国和欧盟。那么，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国家应该如何营造有利于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缺陷的贸易体系

欧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营、监管及贸易环境（贸易保护情绪）变幻莫测，影响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交易、就业、投资及创新等环节之余，更动摇了企业的信心。

即使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及国际组织，在解决高失业率和应对金融危机时同样束手无策，更加深了大众对前景的疑虑，同时暴露了许多曾支撑全球经济及贸易的理论、统计框架、监管体系与监管方式的缺陷。它们根本无法处理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的现实经济、全球经济之瞬息万变及全球政府间合作与协调的难度。

世界经济正经历自上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在实体经济层面，过去30年，我们熟悉的是东方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而现在却是亚洲经济体保持令人羡慕的高增长、贸易及财政盈余，西方经济体则长期受低增长、高失业及贸易与及财政赤字所困扰。

亚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27%增长到2020年的35%，及2050年时的50%以上。世界实体经济的重心正迅速向亚洲回归。

可是，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及其他成本正迅速上升，有些高端制造业已经有回归美国的趋势，使这个现象能否持续产生更多变量。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大幅度下降，从最高点占GDP达10%，下降到目前的3%。另一方面，亚洲已经开始重视消费，生产已经开始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及东南亚国家扩散及转移，有望改善过往经济只侧重于出口的情况。

但是，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护一个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确保全球价值链为中国与世界共同创造就业、价值及创新能力。

全球价值链的两面

虽然说金融危机过后，不少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依然保持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西方核心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连锁效应却越来越明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由于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欧元区受债务危机影响预期将经历持续负增长，中国GDP增长前景亦有可能因此减半。

经济的全球化日渐扩大，全球价值链也在不断演进。从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模式”时代到最新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系统，生产已由从最简单的单体企业完成，发展到如今通过网络化协作生产进行，即以高效的投资和流畅的跨境贸易，来激发创造力。

以苹果手机为例，产品设计可以在美国加州展开，融资可以美国纽约实现，零部件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合适的生产基地生产如中国及亚洲各国，再被复杂的物流网络运送到世界任何一个合适的组装基地装配，最终产品发售给遍布全球的消费者。全球价值链使专业化分工及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而这个分工精细、紧密合作、规模巨大的供应链网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激发创造了大量就业、价值及创新。

全球价值链构成的三大支柱是：一是先进的通讯、交通和其他技术；二是拥有庞大生产、研发、销售网络的跨国公司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开放。

这三大支柱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基于国家边界及原产地的国际贸易、生产和消费行为，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利用。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是：由于亚洲的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工作效率却很高，全球价值链给亚洲的低技术工人带来了大量的制造及服务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消费者市场及非常低的外包生产成本，使产品设计的市场价值大幅度上升，带来巨额利润及股价上升。虽然整体上新兴市场及发达经济体都获益于价值链的全球化，但发达经济体的高失业，以及新兴市场面对的自主品牌及技术研发困难等问题却仍然严重。美国抱怨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中国则抱怨美国通过高技术专利获得巨额利润，却以低廉工资剥削中国工人，还限制出口高技术产品给中国。

这些价值链全球化带来的短期负面效应虽然在经济层面与其正面效应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却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并导致后果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可能处在最严峻的阶段，中国及亚洲各国需要密切关注，并采取果断措施来维护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抓紧机会主导全球贸易体系将来的演变。

未来新趋势

如今有一些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趋势值得留意，它们可能会改变过去30年的一些商业模式和格局：

首先，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作用及比重可能会不升反降，主要原因是近几年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较快，而工资上升又大大改善了国民的购买力，使中国逐渐成为消费大国。这对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创造就业及发展的好机会。

其次，亚洲的消费和高附加值产业不断增长之余，美国的高端制造业由于美国新能源的良好前景及运输成本上升，再加上美国“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 等政策，可能回归本土。因此，全球设计、全球制造和全球销售可能更符合未来的趋势。

而近年自然灾害仍频发生，如日本福岛地震与核事故及泰国水灾等均使全球供应链的地理位置分布将更趋多元化，以降低万一某地方发生天灾时对整个价值链带来的冲击。而这趋势将进一步加强经济的全球化，但也会改变只重减低成本而忽视各类风险的管理模式。

此外，全球多功能产业链发展创新的需求将促进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不仅会巩固实体经济的全球化，也将使经济及贸易的国界变得更为模糊，而地理、人口及制度环境可能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与企业发展因素。

由于新兴经济体巨大的人口规模，自然资源及可消耗能源的限制，企业及国家将不得不更加关注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对全球供应链将来的分布与演变带来了变量、挑战及机会。

最后，金融及贸易监管与政策等宏观环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越来越频繁及严重，国家及企业需要更关注全球治理的问题，特别需要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协调，维护我们正在享受的相对比较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

迈向开放自由贸易体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参与并受益于开放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出现了僵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贸组织对于贸易谈判采取的一个“全盘承诺”的做法，即除非盘中的所有议案都获得一致同意，否则就达不成任何协议。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因为一个并不重要的分议案，而阻止一个惠及所有国家并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利益的一些并无争议的协议。全球生产、消费及贸易实践的变化如此急速，但全球贸易谈判及全球治理的规则与方式却一成不变，不能与时俱进。我们需要新思维及创新实践来打破不合时宜的旧思想和规则。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尽快实现贸易自由化，并如何在全球层面上向前迈进的务实问题。亚太经合组织（APEC）遵循的“开放型区域化”原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用来打破多哈回合谈判僵局的模式。最关键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开放型区域化”是外向型的，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开放的，同时可以与世贸组织的多边原则兼容，并支持共赢的全球自由化进程。它的重点是先在区域集团内部之间建立自愿的开放自由贸易全球协议，然后允许其他国家或地区加入。

亚太经合组织的经验表明，这个概念是可行的，但其内容必须是为实体经济的需要服务，创造共赢及尊重各国自愿加入区域全球协议的权利与意愿。

“开放型区域化”模式最近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形式在APEC成员中再次出现。虽然我们应该对TPP现阶段的表现有所保留，但显然，相对于其他自由贸易协议，TPP可能更具有包容。关键是其协议内容是否符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只作为国际政经关系博弈的一个新形式。这些有关全球价值链演变的趋势及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都是值得中国学者研究的新课题。

贸易融资和实体经济联系紧密，使宏观经济环境微小的变化都会影响外贸等实业部门。由于贸易及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模式一般都是薄利多销，很难承受剧烈的汇率波动及，故此，金融危机一旦引发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就会影响价值链的许多环节，如企业营运资金状况、装船前出口融资、信用证的发行或认可，还有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都将影响价值链中结构复杂的外包加工装配业务，使全球供应链不可持续。

因此，G20各成员也应高度重视国际贸易增长对经济发展及就业的积极作用，营造有利于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使贸易投资更为自由和便利，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尽快扭转贸易下滑颓势。

总括而言，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我们既要尊重各方参与价值链的权利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更要发展和扩大各方的共同利益，避免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干扰或切断全球价值链。G20各成员应该帮助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使其从中受益。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已难以反映国际贸易现状，所以WTO、UNCTAD、OECD等组织对此已开始作出一些探索的相关研究。

在各国的共同努力和世贸组织等机构的约束下，贸易保护主义尚未在全球泛滥成灾，但近期却有抬头的趋势，必须高度警惕并加以反对。要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充分发挥多边贸易在贸易自由化中的主要管道作用。G20各成员应带头推动谈判，以早日在以上方面取得全面、均衡的结果。

（作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香港利丰研究中心高级经理）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4

“不久前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没能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但“低碳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发的话题依然在热议中。”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低碳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备受关注和重视。这一新兴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成为许多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也可惠及全人类。所谓“低碳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在生产和生活中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今，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悄然走进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包括本次哥本哈根在内的历次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警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人类自毁地球家园的悲剧不应在我们身上发生。同时，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迫在眉睫。

人类社会在传统的生产和消费中，由于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人类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反思的时候。如何善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需要以低碳排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替代原有的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由此，“低碳经济”的提出应运而生，正在或将要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的发展则成为一项新的紧迫课题摆在世界各国面前。

转变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早在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中就有所表述。“低碳经济”的理念和含义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意味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碳经济”的经济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由此，“低碳经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被世界各国所日益重视，“低碳经济”一词也被广泛使用。在重大国际会议上(特别是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转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不绝于耳，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此后。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出版的《斯特恩报告》中就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发展“低碳经济”，可以避免将来CDP5％甚至到20％的损失，并呼吁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巴厘岛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为推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2008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的主题是“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以提示世界各国加强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2008年7月G8峰会成员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尽管尔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量化排放问题上自食其言，不肯履行承诺，但发展“低碳经济”仍是未来西方发达国家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首选。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是最早重视和着手制定“低碳经济”发展规划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观的转变是吻合的，符合中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此发展“低碳经济”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目前的基础上降低40％～45％，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并逐步适应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

虽然“低碳经济”未必就能够将人类从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解救出来，但“低碳经济”毕竟能够减缓碳排放给地球带来的压力，或延缓气候变暖，使人类生存危机尽可能避免。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改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从环保意识出发，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防止因经济发展对环境毫无理智的破坏，避免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悲剧”的发生。除此之外，人类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尽管“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各国还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也没有形成规模，在世界各国经济领域所占比重也不大，但其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却不可估量。首先。“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即可减少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缓解能源储藏日益匮乏的压力，又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次，低能耗的“低碳经济”即节省了生产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时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今后治理环境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一举两得；其二三，“低碳经济”是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改善环境，重视和发展“低碳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上看，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与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截然不同，不仅对气候环境的影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从全球范围看，近年来，影响人类生存和安全主要是气候异常变化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许多受到自然灾害袭击的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面『临着严重威胁。灾难的降临对整个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无疑是一场悲剧。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多发的地质自然灾害不再是某个地区或国家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成为全球问题。因此，全球范围多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经济生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因此无论是那个地区和国家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都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同时，全球气候异常变化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和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否则人类将难以从气候异常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另外，有关导致气候变暖原因的论证。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一些媒体也出现过一种“另类”的评论，质

疑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一论点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能否站得住脚，但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毕竟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是延缓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低排放、低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是人类现实与未来的选择。

共同环境与共同责任

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费任的承担也不能置之度外享有“特权”，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应负有共同的责任。

人类拥有同一个地球，共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使世界各国拥有同样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既不容质疑，也不能推卸，更不要说是带有其他色彩的附加条件。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本应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但大会期间，各方为了减排目标和路径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纷纷站在各自的立场提出各种意见，会议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满了“火药味”，全球气候变化会议演变成各方利益和力量博奕的场所，在激烈争辩的喧嚣声中，各种力量的较量几度达到“白热化”程度，似乎脱离了召开全球气候变化会议的初衷。由于各方代表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各国应负的历史责任等敏感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和存在的分歧始终围绕在量化减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以应对气候变化，最终分歧难以协调，历时10多天的哥本哈根大会没有广泛形成全球共识，本无更多实质进展内容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只达成部分共识，草草收场。尽管会议最终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但至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反思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应反映的是各自利益的博奕，而是如何使人类在生产和消费中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转变二氧化碳密集排放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减轻地球压力。

从本次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看，虽然各国谈判代表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但分歧依然存在，人类在共同抵御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哥本哈根会议尽管不是人类为生存而努力的惟一机会，但毕竟失去了一次机会，留给人类的机会只能是越来越少。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畴，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面前，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关系，成为各界广泛议论的话题，或许这一新的课题带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5

浏阳市洞阳中学：杨会奇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国际经济合作，寻求国际经济合作的目的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特征和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探究，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承担建设祖国重任的使命感。

教学重点：国际经济合作    经济全球化

教学难点：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探究

教学方法：启发探究

教学程序：

一、复习导入，引导学生探究“国际经济合作”。

1、教师通过复习提问，引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2、通过对两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两个方面的分析，引导学生思考：为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寻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3、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作用。

二、归纳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

三、探究“经球全球化的特征”。

1、结合课件出示的材料，引导学生分析探究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四、中国是贸易大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课题。

组织讨论，联系一带一路战略

 五、初步了解重要的国际组织。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6

论文关键词 法律全球化 冲突 解决措施

一、关于“法律全球化”概念及流派

“全球化”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在无止尽地进行，学者不断从不同的视角进行阐述，如何解读“法律全球化”就成为学界中的一个重大难题。而在我国，学界对“法律全球化”的定义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法律全球化”即是“法治全球化”，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世界各地正通过法律手段代替以往的行为结构和人脉关系来调整社会关系，推崇法治，使得法律乃至法律职业群体（如法官及律师）及法律活动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和效用彰显得愈来愈突出。这类观点旨在强调法律内涵中的“平等”，不会因国别或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学界赞成这类观点的人们较少，反对声音较多。

第二类观点极力反对将“法律全球化”过于教条地与“法治全球化”划等号，认为这种提法相对“牵强迂腐”，脱离了法治涵义。一般主张“法律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化”舆论的“惯”影响下而诞生的一种的“新鲜词语”，“缺乏冷静考虑”，充其量是二战后出现的“跨国法”、“世界法“的同义词。

第三类观点主张撇开传统意义上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划分标准，以一种多元化与全球化的眼界去对待法律问题。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指出：“法律全球化是全球各自分散的法律体系的一体化过程或称为全球范围内的法律逐渐融为同一体系的运动。”

第四类观点可看做是在第三类观点基础之上的加工，是一种更为折衷的解说。持这类观点的专家认为：“不能简言之法律全球化就是各国法律要照搬同一模式。不如把法律全球化理解成人们在不断跨越时空障碍、排除意识形态差别，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现充分地沟通与交流，彼此借鉴和汲取优秀的法律成果，最终在法理、原则、价值、概念乃至法制方面达成更多的共鸣，或努力向同一类似发展。”这种赋予“法律全球化”全新的定义较为符合现今形势，因而受到最多数人的推崇。

相信无论对“法律全球化”持何类观点的专家，实际上也都已经预测到“法律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帮助解决了一些诸如环境保护、国际反恐等世界难题。从这一方面而言，纵使反对“法律全球化”的专家们也是无可否认的。笔者态度是可以怀疑，但不轻易否定，毕竟历史的潮流是向前发展的，国家间日益加强交流的大趋势必然会促进法律间的沟通与交流。至于法律全球化所带来的利大于弊，亦或是弊大于利，不应与法律全球化是否存在的议题并为一谈。法律全球化既已来到，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如何看清楚法律全球化，更好地去缓解之间的冲突，化不契合为融合。

笔者认为，在理解法律全球化的内涵特别应考虑如下几点：

其一，“法律全球化”和全球化一样，是一种过程或是趋势。“法律全球化”正是全球化下各国间不断渗透、相互融合在法律上的显现，是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的一种反应，是大全球化下人类交往的一种必然结果；同时，“法律全球化”又可以对这些结果与发展起到一种塑造与协调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称之“没有法律的全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一点也不为过。

其二，“法律全球化”是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才不断发展的。笔者所指的“法律全球化”仅仅指实体法意义上的，自然法意义上的“法律全球化”在此不论。“法律全球化”是随着日益频繁的人类交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化概念得到普及才逐渐为人们所知的。各国立法机构如果单凭理来制定法律，亦可能制出实体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与规范；然而这种层面的法律制度与规范必定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与外界交流活动中难免会产生冲突。为了减少冲突与摩擦，增进交流与合作，各国立法机构纷纷通过协商，从理出发，将一些切实可行、有利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法律原则融入本国法律体系（此种做法亦即后文所介绍的法律移植）。当这一做法普遍适用时，一场“法律全球化”的序幕就悄然无声地拉开了。

其三，法律移植是促使“法律全球化”实现的渠道。法律移植是一国在较短的时期内，花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法制（法治）的有效渠道。法律移植在部分范畴内的深入开展极可能为“法律全球化”揭开序幕。无论人们已经意识到，法律移植直至一定的规模，人们就能够踏入“法律全球化”的殿堂。反之，“法律全球化”又能够促进法律移植的规模和速率。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律移植至法律“诞生”后不久即已开始，只不过当时的法律移植为孤立现象，并没有固定的趋势，也不能形成规模，而今天的法律移植却已经成为一种运动，而且看似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在传统意义上的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二者相互借鉴与借鉴，汲取对方优秀的原则理念和行为规范，来完善自己的理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见，随着不断的交流，两系将会进一步地显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二、法律全球化蕴含的冲突

大部分学者都已经承认这一概念：全球化并不等同于一元化和一体化；全球化也不与多元化相矛盾，相反，多元化却恰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仅从法律来看，由于法律自身及若干现实原因，法律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蕴含着大量冲突：

（一）经济文化强国与弱国法律之间的冲突

最早的“法律全球化”从形式上看，确实是强势文化如高山流水般的结果。法律全球化绝非简单地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叠加在一块，也非将差别的法律形式均等互渗，而是一种法律文化中冲突与矛盾在斗争状态下的必然后果。现实中，西方法律传统因其与早期国际交往的潮流更为吻合而占得先机（目前确也如此）。因而，至少从大部分情形上看，表现出西方法律文化向其余国家渗透这一形式也是相当正常之事。然而，伴随着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崛起以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不断稳固，西方法律文化也愈来愈多地融合了世界其他各国或地区的优秀法律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底蕴，两股法律力量的相遇必然会带来冲突。如何求同存异，这也将成为应对法律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议题。

（二）“法律全球化”下行使主权的冲突

“全球化首先源自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保障。作为先导，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不以任何人（包括主权者）的意志为所转移。过去在一国范围内，隶属本国并受本国法律传统所调整的经济法律模式，必然会受到来自涉外的冲击，国家主权也会因此遭受挑战。”笔者主张“法律全球化”也是以法律为器具的国家主权行使下、一种充满冲突、充满斗争的过程。法律全球化不是“世界法”的同义词，也没有否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如果认为这些法律制度是符合我国利益，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全人类的进步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之。同样，国外亦可以学习与借鉴我国的法律制度。

三、应对“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机制

全球化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把双刃剑。法律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法制与世界接轨和追赶法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法律全球化的来临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冲突，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迎接挑战，把压力变为动力，化冲突为契合。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认清挑战，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坦然面对冲突，又要积极寻求措施，迎风破浪，化解冲突，加紧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作为全球化的每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任何国家不论其经济水平的高低亦或是传统文化的差别也都应该参与制定能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标准，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出自身应尽的义务。而我国至入世以来，顺应“法律全球化”发展潮流，积极参加制定国际规则，参与各类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发挥出积极良的作用，保障“法律全球化”向着更合理、更利于我国发展的方向前进；而面对既有的国际规则，我国应依据实际情况与自身承受能力有选择、有保留地加以确定和履行，以维护国家利益，保持民族特色。

（二）积极、稳健推动法制改革

若干遗留问题造成我国人治传统较为严重，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首先立法者须尽快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对各部门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法律全球化”的要求，如公司法、金融法、著作法等，使之尽快与世界通行相吻合；其次司法机关要继续推进司法改革，提高司法独立与高效，维持司法权威，完善各种审判程序，努力提高法律工作人员的素质。

（三）积极协商对话，缓解矛盾冲突

在全球多元主体共存、价值观融合的大社会中，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就成为了一门艺术。笔者认为协商对话不失为非法律手段中的一种上佳选择，首先是因为协商对话是一种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在此过程中，矛盾双方可以相互倾听“不同的声音”，获知对方“真实的诉求”，更容易地理解他人并达成互相谅解。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理论、地缘环境等差异在理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得到重新整合；再次，因为协商对话可以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相互制衡，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7

【关键词】全球化 第三产业 经济增长

一、引言

很多人近年来才感受到全球化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影响。而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几千年来人类的交流和沟通，在近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助力下扩展到世界范围的产物。在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三次新科技革命的洗礼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的渗透力、攻克力已远远胜过当年殖民主义者的军舰、飞机、大炮，它能把地球上任何一个“世外桃源”卷进世界经济和文明的发展浪潮。

二、全球化的内涵

当前，在学术界普遍关注全球化的同时，对“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即是指“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趋同化趋势”，或者说是经济的同质化；另一种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的殖民化”，即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资源掠夺与变相的经济侵略。

学术界的研究尚未定论。而为了使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必须将其置于当今全球化的现实框架和背景之中。为此，我们不得不全球化现象进行如下阐释：

“全球化”不仅仅是指从孤立的低于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还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并逐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人类交往的状态或趋势。

三、经济全球化与本国市场的冲突与整合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在“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各国间发生利益冲突。

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不是指“经济全球化”本身与“走自己的路”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是强调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在“全球场”进行的新的经济实践，带有原有政府、国家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必然会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发生争夺资源等的冲突[1]。二是不同政府、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悬殊差别，使美国等发达能借助其强势经济实力主导全球化进程，进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场”发生冲突。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和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源掠夺”与“不合理分工”的冲突、外来资本与民族企业的冲突、“主导全球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冲突等。归根结底就是追求共与保持个的冲突。

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也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发展方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

需要强调的是，“整合”不是要民族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即根本的所有制形式），而是要在新的全新经济实践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特色），体现“世界”。

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要建立在减少对抗冲突、加强整合创新的基础之上的。不仅需要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和“经济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经济发展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更需要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奉献民族特色，在整合传统发展方式与现代化、外来资本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中，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创新，促进全球经济新体系的建设。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应对它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

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消除，而比欧债危机更加严重且尚未完全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动荡。从国内局面来看，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2]。而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想“独善其身”游离在全球化浪潮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不仅负担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同时出现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国内巨大的市场割裂的局面。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意味着相应的环境污染也迁移到中国，导致生存环境恶化以及人口医疗费用激增，这是全国上下目前高度关注，并且不得不面对的现象。

追本溯源，经济全球化的深层，进一步指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跨国界的经济协作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本国与他国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分工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新的经济关系、经济模式。

（三）经济全球化与“走自己的路”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对各国市场机制的整合，但这并不是要求各国放弃个而追求共，更不是应当是世界强势经济体消弭弱势经济体的流动形态。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走自己的路”是并行不悖的，一包含着多，多制约着一，这不是表现在经济领域的丛林法则，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表现为市场分工与协作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应当树立起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理智应对国际竞争，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意识。在改革的道路上，我国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和强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有选择、有重点、有突破地发展智力密集或知识密集型产业[3]。并且，应当高度重视资源战略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推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和谐发展。

四、结论

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大千世界的经济发展自有异彩纷呈。这片繁花似锦之下，是跨国经济体的广阔自由的交流平台。经济全球化凭借其鲜明的价值特征和传播规律，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美丽中国，在文明享受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更应重视发展背后的问题及代价，力求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期之以始，御之以终。

参考文献

[1]赵春晖.全球化下民族文化的发展.[J].社科纵横.北京2000，6.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8

当今社会正在进入被称为知识经济、互联网或网络经济、经济全球化、新经济的时代。对当今时代的多种表述反映了从不同视角对时代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概括：知识经济为内涵视角，互联网为技术视角，经济全球化为外延视角，新经济则是一种综合表述。分别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全球化三个时代背景的视角，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已经出现、正在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变化作一透视和把握。一、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自从1996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早提出知识经济的论题后，知识经济的概念便迅速风靡全球。管理理念的变革先行于管理模式变革。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员工为主要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首先需要确立经营知识和人才的发展理念。既然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取代了资本而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知识创造财富的逻辑改变了资本产生利润的生财之道，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就应该由经营资本转变到经营知识的思路上来。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员工尤其是拥有知识优势的人才，经营知识的理念又推导出经营人才的理念。按照这一逻辑，知识和人才可以看作推动社会和组织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近几年来，人们提出了人才强国、人才强市、人才强企等人才强“X”的发展战略。其次需要确立员工主权的根本理念。有史以来，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农业经济时代，劳动者都处于被资本或土地雇佣的依附地位。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支配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核心要素，知识又存在于知识员工头脑之中，何况知识本身是智力工作者所创造的，因此，从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中必然引申出知识员工主权的结论，或者说员工主权是知识经济应有之义。再者需要确立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工业经济时代，由于劳动者在生产要素的组合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奉行的是组织本位、工作本位和管理本位，实行的是一种很少考虑劳动者因素的非人格化、甚至是非人化的管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员工成为主权者，对主权者的管理应该是一种充分考虑工作者因素的人本主义管理，反过来说，人本主义管理理念是员工主权理念的体现。人本主义既体现于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目标兼容、共进双赢、双满意的管理战略之中，也体现于尊重管理、关怀管理、赞扬管理、参与管理、自主管理、柔管理以及工作再设计的各种管理行为之中。二、互联网与人力资源管理新方式互联网是指建立在当代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的相互连接的全球电脑信息网络系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互联网及其信息技术正在引发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历史变革。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是人力资源管理的“E”化。E化人力资源管理(HER)亦称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是指通过应用IT技术手段在互联网上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电子化。目前，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公司尤其是IT行业的知名企业，如通用、IBM、GE、微软、朗讯、思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中期“E”化阶段；在我国，一些著名外商投资企业以及联想等IT企业，也已经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初期“E”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国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开始筹划“E”化和触“电”项目。据有关机构2003年初的抽样调查，有超过60%的国内企业计划在以后的两年中着手进行HER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的“E”化范围将随着IT技术及HR软件的成熟发展而逐步扩大。初期阶段主要局限于事务管理活动层面，如人事信息管理、福利管理、考勤管理、休假管理等；中期阶段从事务管理层面扩展到常规管理活动层面，涉及网上招聘、网上培训、网上学习、网上考评、网上沟通等职能；后期阶段将在系统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自上而下的战略E化人力资源管理。HER不仅能够极大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管理活动的价值，也就是说，它能够使人力资源管理者从低价值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高价值的战略管理活动。

三、经济全球化与人力资源管理新课题

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就相对共识的解释而言，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并使各国经济相互关联度及依存度日益强化的历史进程或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具有三个标志特征：市场全球化，即以国家边界分割的国际市场向无国界的一体化国际市场发展，并最终形成全球统一市场；生产要素配置全球化，资本、技术、知识以及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趋向于跨国界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全球范围的合理、优化配置；企业全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出现一批由跨国公司发展而来的“全球公司”，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涉及不同程度的国际联系。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正在对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组织管理等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对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日益明显的影响。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一些新课题。一是稀缺人才的“零距离”国际竞争问题。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标志特征之一是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其中包括人力资源要素配置的全球化。因此，一般意义上说，人力资源将成为全球共有共享的财富，劳动力将突破一国的市场区域而进行跨国界的流动，因而将会引发全球人力资源竞争。从实际情况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供求关系上，中低层次的劳动力相对充裕，高层次人力资源相对不足，高端人才尤其显得稀缺，全球人力资源竞争势必体现为高层次紧缺人才竞争。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和开放引资的国内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研发机构等外资组织进驻中国，它们往往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用人战略而与国内组织进行人才争夺，因此，全球化紧缺人才竞争所表现的空间形式已是短兵相接的“零距离”竞争，即国际化人才竞争国内化，而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国内的国有企业等组织又缺乏竞争优势。如何应对“零距离”的稀缺人才竞争，如何克服人才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如何吸引和留住组织所需要的人才，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尤其是对国内的国有企业等体制内组织来说更是如此。二是企业跨国并购中的人力资源整合问题。近些年来，为了规避或降低竞争结局的风险及成本，“双赢”或“多赢”的竞争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的“博弈”竞争逻辑，由此，企业间尤其是大公司的跨国兼并和收购之风盛行。企业并购中涉及多方面资源的重新洗牌问题，如产品、市场、技术、资本以及人力资源的整合等，其中，人力资源整合具有统领效应。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管理制度、管理风格以及不同的员工组合结构，企业在兼并和收购过程中，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进行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实现人力资源存量、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的优化整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正效应，而不是一加一小于二的负效应，并通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有效整合，实现产品、市场、技术、资本的整合，这是决定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三是企业国际化中的“跨文化”管理问题。经济全球化以及人力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企业国际化过程。经济全球化导致企业的融资、技术、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进一步向全球市场扩展，同时出现越来越多不够跨国公司规格的国际经营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的外在标志；跨国公司的扩展和国际经营企业大量出现又加快人力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进程，使跨国公司和国际经营企业的员工结构上形成多元化特征，不同程度上成为“”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内在标志。企业国际化中凸现出跨文化管理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员工不同国家的国际化企业中，形成一种多元文化成分有机融合的企业文化，并使这种“跨文化”型企业文化体现于制度化管理之中，这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四是人力资源管理游戏规则的国际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存在一个各国经济行为的法制化规范的一致问题，或者说我国的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游戏规则的国际接轨，这一点在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挑战。目前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些不接轨、难以接轨的问题。例如，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区分以及企业领导人员、一般干部、工人的多层次管理问题，公司法人治理规范与党管干部原则的矛盾问题(如由董事会聘任经营者还是由党委会任命经营者问题)，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合署下发的党政合一人事文件部分代替了人事法规的问题等。如何在深化我国的人事制度改革中，使人事管理制度及管理行为既与国际接轨又保持不能舍弃的原则，这无疑成为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加入WTO后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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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9

    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应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概念和术语。毋庸置疑的是,就像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是不可分割的,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和核心内容,但又不是全球治理的全部,全球治理除了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调外,还要共同处理、解决诸如环境、能源、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各个领域的全球问题。但是,由于经济现象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各领域,要严格而又清晰地划出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相区别的边界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在各种场合,比如国际论坛或者学术刊物上,很少对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作严格区分,甚至在同一场合同一语境交替使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定义的概念。[4](P16-18)比较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基本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治理在提法上要晚于全球治理,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是全球经济合作机制开始运行的标志,但是直到冷战结束前,超主权经济合作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如典型合作平台G7,其范围并不具有全球特征。冷战结束后,随着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意愿、能力以及相应的责任明显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立的G20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机制,意味着真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起步。[9]2008年下半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G20首脑峰会的召开,标志着具有全球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正式启动,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至此,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术语在多种场合被广泛运用,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第二,从治理目标和主体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的子目标服从全球治理以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为宗旨的总目标,维护经济安全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收入公平从而共同塑造全球经济秩序是全球经济治理致力的目标。从一定意义来说,全球经济治理是对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管理,是对市场经济失灵的一种调节以及经济运行结果不公平的一种合理纠正,是政府干预、调节和规制国内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所以在“没有政府的治理”条件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执行主体更强调各国政府的共治,特别是带有超越主权意义的正式国际组织(IMF、WTO、WB)以及各种全球和区域的合作平台(如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还仅集中在那些主权国家不能完全顾及的领域,如环境、人权、贫困、救济、毒品、艾滋病等领域。在作用的成效上,全球公民社会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明显效果的活动都是个案型的,难以产生全局的影响。[10]在经济领域,全球公民社会一般难以形成权威治理决策,其作用主要是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而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市场运行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赋予它具有一定的“善治”职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跨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但作为本身利益的追求者甚至是部分全球问题的“制造者”,无法超然地行使宏观经济调控等公益目标。第三,从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来看,全球问题,无论是应对全球危机、还是处理日常的国际公共事务以及构筑国际社会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等,都是全球治理涉及的范围,而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均衡和公平,纠正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缩小全球收入差距。具体来讲,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全球宏观经济的治理。针对供求市场全球化与全球市场统一管理主体缺位的矛盾,需要完善全球货币体系,建立各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合作和协调机制,以解决宏观经济政策分化的问题,[11](P109)达到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减少全球经济的波动、预防危机的发生或在危机出现时共同“”的目标。二是全球金融治理。源于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全球化与全球金融监管不力的矛盾,需要构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监管的全球合作和协调机制,防范和处置金融体系风险。三是全球贸易治理。针对产业关联纵深发展带来的贸易全球化与全球贸易共同管理不足的矛盾,要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以调解和处理贸易。四是全球产业治理。针对生产网络的全球分布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需要建立基于协调的校正机制运作的制度治理系统,需要各国产业政策和全球价值链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与协调。五是全球会计治理。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会计制度非同一的矛盾,需要由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及社会团体等为解决全球的会计问题而形成对话、协商机制。其核心问题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与趋同,以形成高质量的、单一的会计标准,建立全球范围内被普遍认可并执行的高质量财务报告准则体系。[12]六是贫困治理。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总体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加剧的矛盾,需要加强和完善以收入公平为目标以减贫、脱贫为主体内容的国际多边合作协调机制,缩小穷国和富国以及南北发展差距。

    二、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学科属是什么?

    全球治理的问题发端于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研究伴随而生的课题也不应该例外。但是无论是从研究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两者都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全球化发展和相应的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从理论基点上不断冲击着学科意义的国际关系。作为鲜明国家特征的国际关系学科正面临着某种国家主义淡化和全球主义兴起的挑战,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多元化、多层次的全球关系的趋势,全球治理的理念尽管不是动摇国家主权意义下的国际治理,至少是国际关系范式中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考虑在全球治理范式中部分的已让位于议程的设置、规则的制订、问题的共治和集体的行动。[13]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另一方面,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人类社会为应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及其后果,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模式上实现深度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国家间权力政治的学科理念,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上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科反思。于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发出了构建全球学学科(globalstudies)范式的呼声。对于全球治理研究的学科属而言,全球治理理应作为全球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因为探索中的全球学科框架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形成共识,即学科特点是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学科体系上是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全球秩序作为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14]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治理几乎构成全球学学科大厦的屋顶。不管全球学科的设想是否能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全球治理所需的知识系统客观上涵盖了法学(含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门类,任何单独一门学科都可以从自身的视角加以研究,但无法完整、准确和深入地构建其理论体系,无法从整体上担当这一综合课题的研究重任,对其研究必然是一条跨学科—多学科路径。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首先涉及治理结构和机制问题,如G20、IMF、WTO、WB等如何改革创新其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这些治理主体主要的治理任务和职责如何协调,从而整体上形成规则基础上的共治网络。上述这些涉及权力、责任、制度乃至于话语权和代表的问题,需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法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这一层面上,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子系统还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按经济领域的构成来划分,全球经济治理可以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产业治理等子系统构成。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全球协调机制与联动效应;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与汇率政策协调;维护贸易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和推进贸易协定谈判;产业政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协调机制;国际组织的改革机制设计。这些问题需要系统的经济学知识进行深入研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高度关联的子系统是如何相互影响,协调机制如何构建,如何评估和模拟机制系统的运行效率,才能从整体上设计出有效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机制,这需要系统科学和预测科学的知识系统来加以分析解决。治理一词本来就意味着从政府统治的善政向多元管理的善治的过渡,对国际事务、全球问题的管理显然需要管理学系统知识构建有效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效率。既然全球治理是一种组织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则是要保证获得利润,国家的组织结构是要确保安全、福利和秩序,全球治理的组织结构是要有利于全球问题得到较好治理。[15](P41-43)尽管全球经济治理与公司治理无论在治理的理念、目标、主体和模式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但相对成熟的公司治理理论通过某种改造和扩展,可以探索地运用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研究上。在研究工具上,全球治理多元行为体组成的集团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尤其是在日益多极化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世界里,博弈论作为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可用于寻求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的均衡解,分析这一集体行动的难题。从方上讲,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更多是价值判断和应然地讨论,在实证上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方法,还处于前实证阶段。尽管这种以形式逻辑对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的思辨分析方法直观明了,比较容易形成见仁见智的学术思想,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未经排伪的因果结论和难以证伪的理论命题,难以形成逻辑缜密的能够经受实证检验的科学理论,不利于国际标准的学术对话系统的建立。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入研究,有待于经验分析和先进的实证方法引入,这也是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分水岭。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篇10

2010年5月，本刊就“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访问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并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召开了座谈会，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索。

中国的全球化，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一个命题

在全球经济形势如此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方经济势力都极度关注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想要融入由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想要在全球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进一步的拥有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积极主动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想要取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除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外，还要通过与各种国际组织接轨，慢慢进入到西方国家建立的体系内。这就造成了改变原有权力分配结构的可能，势必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强大的同时，要面对如此频繁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目前，虽然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并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等，但这只是增加了中国的国际责任，相应的领导权却还是没有明显增长。在领导权相对薄弱，而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为美国维护全球秩序的成本开具支票而已。

中国作为现有格局的受益者与改变者，更应该珍惜这个规则，应该说中国在遵守这个规则、维护这个规则的情况下，巧妙的改变规则，为中国迎来一个长远的、有利的发展空间。所以说，中国的全球化，用什么样的机制走出去，构建什么样的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仅仅依靠中国与一些国家政府间的商谈是无法取得切实保障的。从英国到美国，他们的海外扩张与全球化都是有庞大的国内机制在做支撑，中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全球化机制，并且切实地拿出资金来做研究，如何在国际上争取到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的全球化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供应链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形成全球分工模式，该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了。完整来讲，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简单来讲，就是始于供应的源点，结束于消费的终点的一个增值过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加工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通过加工贸易被动的参与到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但加工贸易却是整条供应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部分，高附加值的研发与营销都在国外，形成了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模式，即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点。同时，加工贸易也是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直接造成了中围因顺差过大的问题饱受国际指责，与美国争端频起。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东南亚的新兴国家以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吸引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目前中国东南各省纷纷上调的最低工资，使本就薄利的加工贸易越发的生存艰难，我们甚至担心第二次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心是坚定的。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1.2％，2008年这个数字为41.1％，比2007年少了4.2个百分点。在近几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商务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案》也正在酝酿当中，同时中西部各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计划也纷纷上马。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波由东到西的产业转移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愿。在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物流业却相对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可以顺利承接加工贸易、释放当地劳动力优势吗?东部又如何面对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阵痛?或者外资企业并不愿意深入中国腹地，与其额外增加一部分运输成本，不如重新寻找更加低廉、方便的代工者，如沿海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要知道目前在中国境内的29万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提供了4500万至5000万个就业岗位。

或者我们应该保有一定的信心，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6月12日的新闻会上所说，中国目前吸引外资的优势已经不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了，而是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法律法规政策，中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品，与中国不断提高的受教育人才数量。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中国已经在缓慢地向人才红利过渡了。

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中国近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是为外资的供应链提供销往全球的产品，在经济繁荣时这是一件互利的事，中国出口成本下降，外资也拥有低廉的产品供应。但是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外市场需求下降，没有外资的供应链，中国的产品就无法走出国门，这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遏制了中国出口的咽喉。更为可怕的是，中国国内市场上比较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也掌握在外资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内经营最好的超市是外资的加乐福与沃尔玛。

简而言之，对外，中国没有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主流欧美市场；对内，中国也没有自己供应链体系将产品销到全国，更不用说进口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提倡减顺差、增进口的时期，高交易成本的进口产品老百姓如何消费得起?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市场的把握，中国企业无论如何也应该走在外资企业的前面。

要想建立中国自己的供应链，势必要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如丰田、三菱、精工表等；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的跨国公司开始起飞，如三星、LG等；2008年中国奥运会，到目前为止中国貌似还没有形成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虽然中国确有几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名单，但都是国有垄断企业，是人为组合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不能建立以跨国公司为核心，集研发、制造和销售网络为一体的供应链，那中国只能以提供劳动力的模式被动地参与全球化。

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也要从全球供膻链体系着手。向供应链的上游发展，进入研发设计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独特产品，甚至产品细化，针对全球不同的市场需求而设计出不同的产品。这是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的，例如微软每年要拿出利润的一半进行研发，而位

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家电行业，研发投入却仅占利润的3％。同时向供应链的下游发展，进入销售和服务领域也同样重要，在全球各个市场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流通网络，这个全球市场当然包括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

要有服务于全球的概念，自然要满足全球不同市场的多样需求，中国在培育跨国公司的时候就要避免一味追求规模与项目的巨大化。比如中石油目前会从日本进口一些数目较小、种类较多的专项材料，并不是中石油自己不能生产，而是设备过于巨大，一次运转的成本让公司无法负担。而日本的跨国公司发展较完善，让中小企业也充分参与到其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中，并且面向全球接受订单。这样既可以满足各个国家零散的、小额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使日本的中小企业追逐全球需求总量上的规模效应。这是中国在建设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时可以借鉴的经验。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多边机制确是融入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但是通过协议固定下来的双边经济机制则更为可靠，更具可操作和时效。从WTO多哈回合受阻开始，全球就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始于2001年，到目前为止签署了9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协定有5个，涉及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成果还是显著的。

构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意义有三，一是通过法律固定中国的双边经济利益，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规避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三是在各大洲建立中国的轴心国家，实现中国布局全球的战略意义。如果将双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到极致，也就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从理论上来讲就是无限接近于全球化。